江西北部地区9县出现暴雨 局地风力达12级

但是，如果司法办案中，不顾及天理、国法、人情，专断办案就很可能产生天理或者人情与国法的激烈冲突，这些案件也会引发明显的不良社会效果。

例如天津发生的赵春华案件、厦门发生的刘大蔚案件都是这种类型的典型案例。有的案件，办案人员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案件真相和正确处理之道，但是，司法人员缺乏这种探索精神和道德勇气，也缺乏作为这种勇气来源的人文素养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导致司法人员对具体案件的反应模式和处理结果与社会的期待形成明显反差。

第十条规定的法官义务第一项就是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易言之，司法人员严格遵行法制是司法特性所决定的，本身无可非议。如果认为不合法，就加以驳斥，案件就得不到审判。这起案件涉及的是一名3岁女孩性侵案，前审法官将被告人判处七年零两个月的刑罚，法官邵燕玲却认为无法证明（女孩）的意志受到了侵犯，甚至建议对被告人依据14岁以下男女性交的刑期予以减刑。保守意指对于现行法令，不解善恶，惟知遵守。

从这个角度出发，解决司法机械主义的问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善： 其一，借助社会舆论对于违背天理与人情的司法个案作出匡正。中国刑警学院物证鉴定中心鉴定：犯罪嫌疑人存放在家中及车内的62支钥匙扣左轮手枪是以火药为动力的自制袖珍转轮手枪，属于非军用枪支，具有射击功能，认定为枪支。但是，作为思维方式的法典(化)如卡斯滕·施密特所言：法典化理念的讯息是对实现以科学为基础的法治的呼吁，但这一呼吁所针对的并不仅仅是立法者。

但是，人类划分和运用的范畴化方法并非如此简单，在经典范畴之外，现代语言哲学、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提出了原型范畴的理论。法典化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借重哲理法学、社会法学、历史法学、比较法学、分析法学等多种研究方法。(53)但是其他论者也同样基于这个政治考量，反对法典化。这些体系思维的表现和保障是致力对现行法的封闭单位同样进行封闭的表述(28)。

(70)《德国民法典》从其诞生之初，同样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印迹和那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法典化工程需要在外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予以推进，并且采取分类型、分步骤、分阶段、分层次、分程度的差序化推进策略。

人类社会行为及其所形成的社会事实、事件和实体不同于自然事实、事件和实体的地方，就在于前者具有价值和意义的赋予和荷载。因此，梅因才主张英国的法学教育中引入罗马法研究的课程，借助于罗马法的系统推理模式和专门术语推进英国法学体系性法律思维方式的进步。(71)有关《德国民法典》的价值原则和精神理念，参见雅科布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王娜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409页。

(79)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宪法之间存在相互支撑的作用(80)。(43) 针对反对法典化的理由(3)(5)，可辨析如下：第一，正如针对上述反对法典化的理由(2)所言，法典本身并不必然排斥其他诸如判例法、单行法等法律形式，而是必然需要而且可以容纳其他法律存在形式作为配合和补充(44)。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60-1087页。(62)参见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我辈从事立法与法学之禀赋(上、下)》，袁治杰译，《中德私法研究》2015年第12卷、2016年第13卷。

古希腊时期伟大的立法者，创制了诸多影响后世的法典。例如，《学说汇纂》乃是包含案件裁决、法律意见和建议、评论、争论以及教科书和专著之摘录等材料的丰富混合体。

典籍形式的重要性，表征的是记载于其上的内容也应是人们信奉遵守之物，因而引申为常道、准则之意，所谓吾子顺先典，后世进一步引申出制度、法律的意涵，又引申为礼节、仪式和典礼。这些法典观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回答了以下有关法典和法典化的基本法理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认真对待法典和法典化。

21世纪以来，伴随走向纵深的全球化趋势而来的法典化进程仍在继续延展。(46)参见穗积陈重：《法典论》，李求轶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二编。因为，如果从作为一种法律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理解法典和法典化，正如上文所述，即使是表面上极端反对(作为一种法律存在形态的)法典和法典化的学者，他们也无法完全拒绝对法律展开法典化式的理念运思和思维考量。它由此提供了一个体系，使得那些必须适用与解释法律之人看到‘真理与自身相关，从而理解并关注作出具体裁决所须考虑的规范语境，以避免矛盾做出不仅本身公平公正并且亦与针对其他问题的解决方法相一致的解决方法。例如，多数欧洲国家都拥有涵盖了整个私法领域的法典，法国、德国即是典型。从作为思维方式的法典(化)到作为特性法律形式的法典(化)、从理念化的法典到现实性的法典，除了需要借助法典(化)体系性思维方式的运思操作外，尚需政治、经济、社会、技术诸多方面的现实条件作为支撑。

20世纪初以后，以《德国民法典》为典范的法典化潮流同样汹涌澎湃。(49)参见卡鲁娜·曼特娜：《帝国的辩解——亨利·梅因与自由帝国主义的终结》，何俊毅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三章。

马克思则认为，以胡果、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是保守主义的体现，他们之所以反对法典化，是因为其保守主义立场决定了他们反对通过法典变革社会。其三，是否应当创制法典、推进法典化的争议可以通过追问应当创制什么样的法典进行转换、深化。

(13)经最初指称的是作为书写工具的稀有珍贵载体，以经释典，同样也可看出典的尊崇地位。与之针锋相对的蒂堡则同样是基于构建统一现代民族德国的需要，主张创制民法典。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参见詹姆斯·高德利：《法国民法典的奥秘》，张晓军译，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1996年第5卷。(44)卡斯滕·施密特：《法典化理念的未来》，温大军译，《北航法律评论》2012年第1辑，第55页。(41)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29)莱茵哈德·齐默尔曼：《法典编纂的历史与当代意义》，朱淼译，《北航法律评论》2012年第1辑，第27页。

体系性意指法典并非各类法律材料的任意、简单堆砌，而是一种按照特定法理逻辑顺序，对于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律制度进行的理性化构造、组织化规整，使其内部构成高度融贯、前后一致的整体或系统。因此，创制法典、推进法典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考虑条件限制和实践制约

[23]至于法治与政治的关系，拉兹毫不迟疑地承认，法治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即使那些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政权，也会符合法治，只要法律满足了形式性条件。很明显在这种含混世界观中不可能出现一种关于政治秩序的独立想象，政治正当性问题更无法作为一个独立命题被剥离开来。

个人价值选择没有了外在客观的皈依也就没有统一的尺度，价值多元主义必然兴起，而任何超验、一元的价值都被视为一种压迫。何为法治追问的答案就是：符合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才符合法治。

在进一步追索法治理论的逻辑转变之前，我们需要系统地考察这种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是如何围绕着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框架建立起来的。[22]这种努力在富勒的法律内在道德理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富勒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必然关系，但是这种道德已经不是一种实质的外在道德，而某种法律自身的构成性要素，是法律本身对自己的形式要求和内在品质。在理性高扬的时代，政治正当性问题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一个关键性的转变是政治从此具有了独立性，与外在超越性的神或者实质价值不再有必然关联，道德、宗教被置于私人领域由私人决定。其次，虽然近代自然法理论家认为古代自然法学说确实运用了非科学的认知方式，转而将视角从宇宙自然拉回到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具有某些不变的正义原则，而这些正义原则可以通过理性来予以认知，但凯尔森仍然对近代自然法理论给予了强烈的批判。

但是随着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分离，在理论逻辑上这种思考可以说已经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困境。其之所以依旧流行于当下中国的法治论述中，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主观选择而非客观上的理论逻辑证明。

其基本观点是自然法不再或主要不再指向某种具有确定实体内容的具体价值目标，更多是指一种方法，一种用以判断个人伦理或实在法的原则的方法[21]，这便出现了一种自然法的形式主义取向。但是任何政治共同体中又都必然存在着对自身秩序的理解，我们可以将这种关于秩序存在原因的思考视为一种极为朴素的正当性追问。

二、古代法治理念：善-正当性-合法性的逻辑链条 当代一般人文社科领域，在诊断政治现代性问题的诸多理论探索中，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路径是回到古代。与之前时代不同，近代政治世界最大改变在于一种新宇宙观的建立，这种宇宙观在政治正当性问题上产生了新的论证方式，最终也塑造了新的法治论证逻辑。